其他行政行为 （2018）最高法行申2968号

再审申请人提起本案诉讼，是要求判令襄阳市政府依法向其送达襄政行复决字〔2013〕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本院在（2017）最高法行申5817号行政裁定中曾经指出，行政行为作成后的“告知送达”，是一种重要的行政程序。一方面，是为了使当事人知悉行政行为的内容；另一方面，亦为行政行为的生效要件，书面的行政行为自送达相对人及已知的利害关系人时才对其发生效力。未予告知送达的行政行为属于无效的行政行为，但是，针对不予告知送达这类程序行为本身，却不能单独提起诉讼。这是因为，法律尚无针对程序行为设置单独的法律保护，针对程序行为的法律救济手段，只能在针对最终的实体决定提起诉讼时同时采用，除非这个程序行为再也不能纳入实体决定的整体之中一并得到解决。就本案而言，再审申请人在逾期没有收到复议决定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提起要求判令复议机关履行行政复议法定职责的诉讼，而不是单独针对送达程序提起履责诉讼。事实上，再审申请人在本案之前，已经以襄阳市政府“违反法定程序，未向其送达行政复议决定书”为由提起确认违法之诉，并已获得了案涉行政复议决定。在此情况下，其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起诉条件。一审法院以再审申请人在提起本案履责诉讼前

再审申请人提起本案诉讼，是要求判令襄阳市政府依法向其送达襄政行复决字〔2013〕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本院在（2017）最高法行申5817号行政裁定中曾经指出，行政行为作成后的“告知送达”，是一种重要的行政程序。一方面，是为了使当事人知悉行政行为的内容；另一方面，亦为行政行为的生效要件，书面的行政行为自送达相对人及已知的利害关系人时才对其发生效力。未予告知送达的行政行为属于无效的行政行为，但是，针对不予告知送达这类程序行为本身，却不能单独提起诉讼。这是因为，法律尚无针对程序行为设置单独的法律保护，针对程序行为的法律救济手段，只能在针对最终的实体决定提起诉讼时同时采用，除非这个程序行为再也不能纳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最高法行申296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勇，男，1971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南漳县。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襄阳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檀溪路219号。法定代表人郄英才，该市人民政府市长。再审申请人刘勇因诉襄阳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襄阳市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