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据追索权纠纷 （2019）浙02民终3369号

涉案《三方协议》是中源公司、国贸公司、通商银行三方对提货担保贸易合作模式作出的约定，该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为《三方协议》是提货担保贸易合作模式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虽三方协商合作时曾经提出提货担保融资模式，但正式签订的《三方协议》的约定并没有按照该模式进行，而是约定中源公司仅需提供不低于15%的保证金。实际履行中，在5000万元保贴额度内，国贸公司也仅凭中源公司提供15%的保证金，即750万元，就释放了5000万元的货权。因此《三方协议》并非是三方对提货担保贸易合作模式作出的约定，一审法院混淆了涉案票据相关事实及法律关系。综上，本案为票据追索权纠纷，应当仅对票据关系及与票据贴现直接相关的基础法律关系作出审理，《三方协议》与涉案票据无关，保证金账户内资金为中源公司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提供的保证金，并非对涉案票据提供质押担保。一审判决遗漏了重要事实，对涉案票据的部分相关事实及法律关系认定错误，导致判决完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 国贸公司辩称：一、从《三方协议》的约定以及与其他法律文本的关系来看，使用谁的额度并不影响《三方协议》的适用，一审判决并没有遗漏或错误认定重要事实的情形。（一）从《

涉案《三方协议》是中源公司、国贸公司、通商银行三方对提货担保贸易合作模式作出的约定，该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为《三方协议》是提货担保贸易合作模式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虽三方协商合作时曾经提出提货担保融资模式，但正式签订的《三方协议》的约定并没有按照该模式进行，而是约定中源公司仅需提供不低于15%的保证金。实际履行中，在5000万元保贴额度内，国贸公司也仅凭中源公司提供15%的保证金，即750万元，就释放了5000万元的货权。因此《三方协议》并非是三方对提货担保贸易合作模式作出的约定，一审法院混淆了涉案票据相关事实及法律关系。综上，本案为票据追索权纠纷，应当仅对票据关系及与票据贴现直接相关的基础法律关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民终336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民安东路**宁波国际金融中心******，****。 法定代表人：杨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方舟，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戚生苗，北京安杰（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宁。住所地：……